仙剑奇侠传世界线:中国科学界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知识号问答 时间:2020/05/25 2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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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年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强劲,外汇储备
达到了空前的一万亿美元,国力空前强盛,作为一个中国人,作者自己都觉得腰
板儿更硬了。与此同时,中国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也有了巨大的增长,据2004年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介绍,仅2004年,中国投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
经费就达1966.3亿元[1]。但是就科学研究的质量而言,恐怕并不容乐观。直到
2004年以前,中国连续25年未曾在Cell(一本生物类的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过
文献。而且中国的科学研究很少能有创新性、革命性的发现。仅就生物医学这一
个领域来看,在生物制药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研制出一种抗生素,目前国
内所使用的抗生素,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仿制的;重大的医学发现,几乎都与
中国人无缘,教科书里有以美国人命名的疾病,有以德国人命名的疾病,甚至有
以日本人命名的疾病,但是唯独没有以中国人命名的疾病。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
反思,这是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吗?但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可以拿诺贝尔
奖,在中国大陆却不可以?连钱学森老先生都忍不住说了一句:中国现在没培养
出什么科学大师来。衬托这句话的还有2006年中国科学界的“汉芯事件”、“邱
小庆事件”、“魏于全事件”。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中国科学界到底怎么
了?

  这还能用中国现在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解释吗?这还能用中国
现在国力太差,硬件设施不完善来解释吗?这些解释作者认为无疑都是荒谬的,
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年代里,在那个国力羸弱,条件极端落后的年代里,
中国还造就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师:物理学的有吴有训、吴健雄、饶毓泰等等,数
学有陈省身,人文科学有胡适、冯友兰,经济学有张培刚等等。但是为什么现在
条件好了,国力强大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反而没有科学大师了?

  作者个人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界积重难返的表现。这些积重难返表现在很多
方面,第一,缺乏独立、自由的科学研究制度的保障,中国的科技管理目前仍然
停留在人治的阶段[2]。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受到很多非科学方面的制约,
没有独立性,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界的各个层面中起重要乃至于主导作用的是人际
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一、大量行政人员充斥于各科研院所并掌握很大的权力,
这些权力包括:科研经费的分配,科研项目的设立,评审专家的遴选,乃至于科
研人员职称的评审等等方面。这不仅仅是各科研院所独有的现象,这种极端愚昧
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部门,一般而言,行政人员都占该机构职工人数的
一半左右。这些行政人员既不懂得科学研究的方向,手中又握有无限的权力。而
且由于行政人员的充斥,还造成一方面,该机构正式编制的职工人满为患,一方
面,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才无法引进,这样所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我们所谓的科研经费的申请和科学奖励的评审。作者本人参加过省级科技进
步奖的评审过程,参加初选的专家都由科技行政部门(省科技厅)指定,过程既
不透明也不公开。而且参加医学成果评定的专家有学农业的,学地质的,为数不
多的医学评审委员还不是该成果所属专业的。可想而知,这种所谓的评审含金量
到底有多少?!这些所谓的评审专家有几个能真正懂得该成果的研究方法,结果
的可靠性,成果的应用价值?!而且如果被评审人员和科技行政部门有着密切而
且良好的关系,那么评审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这种模式管理下的中国
科学界怎么避免学术腐败的发生,只有天知道了。

  二、对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毋庸赘述,就全世界而言,
大学以及大学的附属科研院所都是科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我们很少看到其他发达
国家对大学的行政干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上世纪
50年代,好端端的大学进行拆分,一个同济大学就被拆得四分五裂。运作了四十
多年以后,不知道又怎么提出了一个到21世纪要创办100所全球著名的大学的口
号,旋即开展了各高校的合并狂潮。一时之间大专升格成学院,学院升格成大学,
大学之间进行大合并。一时之间,一个个航空母舰般庞大的大学纷纷出笼。仿佛
随着机构的增大,名称的更换就可以变成全球著名大学似的。如果这种合并能带
来实质上的进步与合作也就算了,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名合而实不合,甚至合并后,
各学院间还勾心斗角,为了一点可怜的经费你争我夺,把学校搞得四分五裂。其
实在美国,理、工、农、医各院齐全的大学也只有四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她
的名称也就是一个学院(Institute),而且只有理工科,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全
球著名的大学。合并还不算,对各校的招生也要指手画脚。国家以目前大学生、
研究生、博士生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很低为由,让各高校进行近似于疯狂的扩招,
2007年光是硕士研究生报考的人数就超过100万,目前中国在校的博士生超过
12.5万,超过美国。作者在2003年某高校硕士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甚至听到了如下
荒唐的言论:“今年我校(仅指医学院)的研究生录取人数是538人,已经超过
了我校本科生的数量,这标志着我校已经转变成了一所研究型大学。”诚然,研
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教育、科研水平,难
道说我们国家的教育、科研水平比美国还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实际上
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以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为例,据该校教务长介绍的情
况来看,该校医学院学生和老师的比例几乎是1:1。而作者硕士所在的院校,某
导师一次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就多达15人,而且这肯定不是最多的。就这些学生的
管理来看,作者的有些同学一年能和导师见上一次面已经就不错了,更遑论如何
耳提面命,事必躬亲的指导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2006、2007连续两年
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都超过100万!

  三、政府过多地介入高校的管理,并且对各科研院所仍然采用粗放的管理模
式。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哈佛大学的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该校历史上的第一
位女校长,这使我联想到,中国大学的校长基本都是教育部指定的。仅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高校管理目前仍然沿用以前的做法。如果校长不能由学校进
行差额选举、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竞聘产生,那么很难保证校长在管理时的公平与
公正,校长就会看政府的脸色行事,这也给了政府官员一条以权谋私的通道,他
们可以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属谋利。

  第二,中国的道德教育失范。蒲慕明先生认为阻碍中国科学研究进步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科学文化,他认为中国过去的遵奉权威,迷信传统,墨
守成规的儒家传统教育是造成这种科学文化匮乏的原因[3]。在这一点上,作者
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那场发人深省的“大革文化命”之后,
儒家传统教育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特别令人痛
心不已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所谓的礼义廉耻等等,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中几乎
已经看不到了。以作者本身所受的教育为例,在整个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
阶段,几乎没有老师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如何做人都是家长在教育。)老师
们追求的是升学率,因为没有好的升学率,老师们的饭碗就保不住。在作者小学、
中学阶段里,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凡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都是坏孩子,都不
要和他们打交道!而且在作者小学、初中这种懵懂无知的时候,所谓的思想品德
课都给作者灌输的是我们国家的集体主义如何如何好,欧美发达国家是个人主义
如何如何糟糕。但是集体主义教育的结果是漠视个人的权利,不尊重别人的权利,
最后导致极端的自私自利。作者本人在给本科生带见习的时候,在谈到如何做一
个高尚的人,有爱心,有良心的医生的时候,却引来同学们一阵嘲笑!从作者的
亲身经历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遵奉权威,而是从小
就向这些“祖国的花朵”灌输一种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思想。看看“汉芯事
件”,看看“邱小庆事件”,你就会明白饱受这种思想浇灌的“花朵们”成长起
来的时候,当他们走上各个岗位,走上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所带来的后果有多
么可怕!

  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作者认为中国科学界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良好的
制度是事业成功的保障。首先,中国科学界目前迫切需要将这种人治的管理模式
加以破除,还给科学界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科研环境。有几点建议:一、
研究机构的行政人员是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有必要减少行
政人员的数量,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限制行政人员的权力。说得更具体点就是
不能让行政人员掌握科研经费发放的权力。作者认为,基础学科的经费发放的权
力应该下交给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并且引入优胜劣汰机制,由学术委员会监管经
费的发放和组织定期考核。即,该学科,该专业成立学术委员会,最好组织国际
同行评议;参与评审和考核的专家小组由学术委员会随机抽样产生,并在评审前
和考核前对这些专家进行保密,对该专业该课题进行评估和定期考核,评估和考
核的专家小组成员应该不同,评估完成后,由学术委员会向课题组通报评议或考
核的结果,并且可以和课题组讨论这些结果是否恰当,然后由学术委员会根据评
议和讨论的结果投票决定是否向该项目投资或继续赞助。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
由于都是本专业的同行,那么对该专业领域的研究方向就会更有认识,就能够充
分了解该课题是否值得资助,可以避免弄虚作假和浪费。2、可以有效的监管课
题进展的情况以及结论是否可靠,如果不能通过定期同行专家评审的课题组当然
不能继续获得经费,这种课题组也会被自然淘汰。3、特别是对一些大型或中长
期研究题目进行国际同行评议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但可以避免学术腐败的发生而
且还能够更高效的利用资金。4、有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监督体
制。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降低学术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可以让企图行贿的人员无从
下手。而且在课题组和学术委员会的讨论中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交流才能够建
立。

  二、应用技术类的经费应该多和企业挂靠,国家应该对投资进行应用技术类
研究的企业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奖励等等。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自喻,企业主用
于应用技术的投资是要收回的,市场会检验这种研究的可靠性和创新性,没有企
业主愿意投资给伪技术研究,经不起市场检验或不能得以应用的技术研究是会被
淘汰的。国家还可以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和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待
遇方面。

  三、科学研究机构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切实保障他们的权
利。中国长期以来其实并没有认识到只有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往往在一个单位看
到,为了新买的先进设备而改善工作环境。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对科学研究工作
者的人文关怀,经济关怀非常重要。中央电视台有一次播出了一个纪念陈景润先
生逝世十周年的片子,里面讲到陈景润先生为了进行科学研究把家安到厕所里,
因为只有厕所能够通宵供电。作者看到这里,感到非常遗憾,让一个科学家在这
样的环境里工作不仅是对中国科学家侮辱,而且还是整个中国科学界的耻辱。作
者认为对献身科学研究的人员,不但要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科研氛围,还要切
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子女就学
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建立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让科学研究工作者能够自
由流动,不要进行诸多限制,这样还能有效地进行推行优胜劣汰的科学研究机制,
创造一个真正尊重人才的气氛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有
一个特别出色的医学中心,有的州甚至有好几个,而在中国各地之间的差距特别
大。为什么在中国这种差距大?这不仅仅只是艰苦的地区工作条件差的问题,还
有这些献身的人员的待遇太差,子女就学也无法保障。不能要求这些献身艰苦地
区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献了青春献终生,现了终生还要献子孙!!如果对这些献身
艰苦地区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能够给予优厚的待遇,解决他们子女进大城市受教育
的问题,作者认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中国科学发展的地域问题。

  四、给科学研究人员更自由的研究空间。中国目前仍然存在一种现象,喜欢
制定大课题、大方向。在21世纪的今天,仅靠组织和动员科学家们对某一具体规
定的共同目标进行攻关,仅靠投入经费是不一定能在科学上取得成效的[3]。
2004年蒲慕明先生在中国神经生理所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不会树一
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
题,而是时候未到。”中国神经生理所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蒲所长
并没有给生理所的人制定大方向,树立宏伟的目标。我们对科学研究人员的态度
也应该如此。国家和政府不要过多的干涉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不要提真大空的
口号,这只会造成学术浮夸和学术腐败的横行。国家和政府需要做的是如何提供
一个自由的、优越的科学研究环境让科学家们能够自由的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3]。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些由兴趣组成的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江海。

  最后,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普及新时代的传统道德教育,应该将赋予了全新时
代的意义的道德教育向全民普及。作者当然不是提倡三从四德、忠君等等封建思
想。道德的核心内涵是相对固定的,作者认为应该将这种核心内涵向全民推广,
在青少年时期就让大家普遍建立一种诚实、守信的作风,这对整个中国科学界乃
至全社会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 200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rdpcgb/qgrdpcgb/t20051228_402298646.htm,2
005-12-28.
  2. 饶毅,鲁白,邹承鲁.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
体制. Nature (中国之声). 2004; 432(supp 18): a12-a17.
  3. 蒲慕明. 建立中国的科研机构――文化的反思. Nature (China voices)
2003;428(supp 6968):204-205.